但是，吴英案的更大要点却是：当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认为吴英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能成立、集资诈骗罪更不能成立时，为什么浙江省金华市中、高级法院偏偏会认定吴英的集资诈骗罪能够成立?吴英真的集资诈骗了吗?吴英的所谓非法集资诈骗其实是地地道道的盲目借贷扩张，而她盲目借贷的原因和手段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四，由于行政指导的异化所造成的损失。【作者按】2012年2月2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论证暨建议稿草案发布会上，《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北大版）第13条曾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

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首先，行政指导的责任分配问题。其一，由于错误的行政指导造成的损失。其二，违法的行政指导。其一，程序法的创新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实体法的进步，但目前我国的行政法规范对于行政指导的实体规定十分有限，甚至连行政指导的定性问题都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单单寻求程序法的单方面突破是不现实的。

反过来，倘若政府在指导意见中做了类似收获后必然盈利的保证，则实际的损失应当由政府与种植户分担——政府过于绝对的保证构成了误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弱化（仅仅是弱化，而非免除）了种植户自身的判断义务。因此，笔者谨从这两个方面对行政指导的救济制度作一管窥。但在短期内，由于惯性的作用，废除死缓不太可能，所以，本文下面的建议暂以死缓的存在作为前提。

药家鑫故意杀死一人在陕西法院被判处死刑，李昌奎故意杀死两人并强奸其中一人在云南高院却被判处死缓。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减为有期徒刑25年。改变死刑偏重的局面是要进一步废除某些罪名的死刑，把死刑的罪名限制在暴力犯罪、毒品犯罪、贪腐犯罪等少数罪名上。根据上述理念，在死缓与无期徒刑的问题上，未来的刑法修正案可以在第八次刑法修正案的基础上作如下修改：第一，在刑法上明确规定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限制减刑，而不是交由法官来裁决。

实际上，死缓缓刑期后转为无期徒刑和转为有期徒刑25年是一样的，因为无期徒刑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是13年，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也是13年（因为有期徒刑实际服刑的最少期限是原刑期的1/2），这次刑法修改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八次刑法修正案适用七、八年以后，关于死缓和无期徒刑的规定就可以进行修改。

在2年缓刑期后转为有期徒刑40年的，罪犯的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30年。同时，刑法还应当规定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原刑期的2/3。由于死缓和死刑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以，云南高院的这两起判决引来了空前的社会义愤。由于死刑与死缓之间是生死之别，所以它的衔接更加重要。

如果缓刑后转为有期徒刑25年的，不得少于20年。但是，时间也不宜拖得太长。第三，无期徒刑在执行2年后转为有期徒刑35年。为了使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保持衔接，有期徒刑单项罪名的上限应该从现在的15年提高为20年，数罪并罚的上限从现在的25年提高到40年。

从长远来看，死缓是要取消的，因为它是人治社会下的产物，而且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另外世界上也就我们一个国家有死缓制度。虽然第八次刑法修正案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两种情况，但是它又将限制减刑的权力交给了法官，由法官来决定是否限制减刑，这就为法官滥用权力埋下了隐患。

我们在反思云南高院错误的行为（在死刑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以及在死缓与死刑严重不衔接的情况下试图停止适用死刑）的同时，也要反思立法中的失误。要使死缓与死刑相衔接，必须使判处死缓的罪犯实际服刑的时间尽可能长，为此就必须提高死缓的最低执行期限。

改变生刑偏轻的局面就要进一步提高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实际服刑时间。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是生刑偏轻的问题，死刑偏重的问题另文探讨。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被判有这两种刑罚的罪犯实际要服刑多少年？ 首先是不限制减刑的死缓。刑法第八次修正案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死缓分为两类，一类是限制减刑的，一类是不限制减刑的。1997刑法对于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时间规定很低，无期徒刑最低是10年，死缓最低是12年。法院的公信力得以维护了，法律秩序也就得以保障了。

2011年3月通过的刑法第八次修正案提高了无期徒刑和死缓的最低服刑时间，但距离合理的刑罚结构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慎用死刑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在很多死刑被改判成死缓的今天，修改死缓与无期徒刑已经变得非常必要了。

笔者认为，判断刑法是否优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就是各实际刑种（死缓虽然不是独立刑种，但在实际中却作为一个刑种来发挥作用）间是否衔接。所以，未来中国刑法要以终身监禁来取代死缓（同时取代有名无实的无期徒刑），作为某些死刑的替代刑。

第五，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时间不得少于20年，限制减刑的无期徒刑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25年。但由于标准模糊，所以，很多法院都理解成少杀，结果把一些罪大恶极本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判处了死缓——恰如今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罪大恶极的李昌奎和赛锐都改判成死缓。

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往往很模糊，就像关于慎重适用死刑的司法解释就很模糊，所以，面对同一类性质的案件，各地法院出现了迥异的判决结果。可以看出，无期徒刑、死缓同死刑的差距实在太大，刑罚结构极为不合理。如此以来，就会有一些被判处死缓的罪犯，15年（缓刑期的2年+转刑后的13年）就可以刑满出狱。因为刑法第八次修正案今年才开始实施，如果马上就改可能会损害刑法的严肃性。

不限制减刑的死缓就没有25年或20年的限制，那么被判有不限制减刑的死缓的罪犯，两年后转为无期或者有期徒刑25年，然后还可以减刑。当那些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至少要服刑25年时，当那些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死缓的罪犯至少要服刑30年时，死缓与死刑之间、无期徒刑与死缓之间都得到有效地衔接，人们对于某些不太严重的故意杀人案改判死缓也就能接受了。

所以，即使这次刑法修正案有限制死刑的规定，但由于它把这项权力交给了法官，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优点。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倡在适用死刑时一定要慎重，可杀可不杀的一定不要杀。

总之，第八次刑法修正案虽然在死缓和无期徒刑的规定上有所修改，但未从根本上改变生刑偏轻的状况，远远不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慎重适用死刑的需要。对于累犯和诸如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法官可以根据情节限制减刑。

死刑偏重主要体现为死刑的罪名太多，生刑偏轻主要体现为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偏轻。在慎重适用死刑成为我国司法发展趋势的今天，要想尽可能的少判处死刑又不激起社会义愤而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就必须加大自由刑的力度，为此就需要对死缓以及无期徒刑的规定进行修改。既然无期徒刑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是20年。我们能想象的到，同一个因为暴力犯罪被判处死缓的案件，在一些法官手中可能会被判为限制减刑的死缓，在另一些法官手中可能被判为不限制减刑的死缓

农民是最讲实在的，法律未能实在地给农民正面的感受，当然难以赢得农民的信任。社法律权威在农村被弱化的原因探析摘要阐述了法律权威在农村被弱化的原因，指出了重新审读法律与农村社区文化关系的对策。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实行的保甲制度，国家曾试图通过对保-甲长的任命来替代原来的族-房长，借此直接控制农村社会，最终的结果也是保甲制度后期实践的结果，是保甲制与族房制相结合的产物{1}。如果在这些方面的立法完善和有针对性地普法，则法律在农村社会发挥权威作用指日可待。

如农民合法权利的确认，三农问题的立法保护，农民工进城的权益保护，农村教育问题、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农村医疗保险与养老问题等，才是农村农民最关注的问题。其次这种知识对于农民而言并不具有历史感，也没有情感上的倾注，它只是记载了现代社会中无感情色彩的陌生人社会规则，有许多法律特别是民商法律，其实就是西方历史知识的简单移植。